顾乡分享，自古就是一大人类智慧。新时期的资本主义据此做了一项重大发明，名曰“分享经济”（sharingeconomy）。即利用科技，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个体以互利互惠的形式，或至少是以抱团取暖的形式连接起来。在西方世界，“分享经济”的最佳例子，要数在线打车应用Uber..
顾乡
分享，自古就是一大人类智慧。新时期的资本主义据此做了一项重大发明，名曰“分享经济”（sharingeconomy）。即利用科技，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个体以互利互惠的形式，或至少是以抱团取暖的形式连接起来。
在西方世界，“分享经济”的最佳例子，要数在线打车应用Uber和在线租房应用Airbnb。与许多硅谷起家的企业一样，它们口气很大。Airbnb联合创始人布赖恩・切斯基（BrianChesky）常用“革命”和“运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他的公司。号称将颠覆酒店业的Airbnb如今估值高达130亿美元，仅略低于在全世界100个国家拥有酒店、旗下囊括威斯汀和喜来登等品牌的喜达屋集团。
事实上，“分享经济”这一术语的历史不过10年，但根源却在上世纪90年代，蕴含在以下这些口号中：旧有等级制度的扁平化、点对点网络的崛起、世界的去中心化。这些概念由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世界是平的》作者）等人引入。从那时起，互联网结构被当成社会的典范，点对点互动开始冲击传统的社会结构。但在互联网革命时期，这些技术乌托邦还主要围绕经济的生产端，梦想让世界变得更适合创造和协作。
如今更新版的“分享经济”，则更围绕消费端。事实上，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协同消费”（collaborativeconsumption）。“协同消费”可指众多消费者组织在一起，以各自较小的代价获得商品的部分所有权或使用权，也可指供求双方点对点匹配，所有者出卖自己的闲置物品，或暂时让渡闲置资产的使用权。
克林顿基金会前市场总监瑞秋・波兹曼（RachelBotsman）和风险投资家卢・罗杰斯（RooRogers）曾把这一术语用到了分时租车公司Zipcar和在线影视服务提供商Netflix（捧红了《纸牌屋》）身上。“协同消费，”他们写道，“让人们以较小的代价享受所有权的好处（比如部分所有权或使用权），被证明是传统购买和所有权形式的有力替代品。”
“分享经济”已经深深改变了福斯生活。但它在便利一部分人群的同时，也在损害另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如果细看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发现，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如今“分享经济”的乌托邦色彩淡了许多，少有改善人类生活、缩小贫富差距这样的宏大口号，多的是帮人租房、打车、找工作这样的实际用途。对于全人类而言，这样的技术发展，只能是喜忧参半。
Airbnb让租房变容易？
在业内人士看来，Airbnb是“协同消费”的最佳体现。它在许多华人社区被称作“空中食宿”。这样的翻译也算贴切，因为“空中食宿”为大量短租游客联系到了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东，尽管它的服务并不仅限于此。
Airbnb看起来深受房东和租客的喜爱。在美国，房东通过这一租房平台，年收入可达1.5万~7.5万美元。租客当然也乐意给钱，因为这比住酒店还是便宜多了。
但Airbnb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在供求关系紧张的超级大城市，它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去年10月，纽约州总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EricSchneiderman）发布了一项追踪Airbnb在纽约市发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纽约市存在着大量非法出租行为。这原本也不算多大的事，直到它开始扰乱租房市场。
施奈德曼称，许多住宅并非租给了个人，而是租给了大型商业组织，这些组织再通过Airbnb出租住房，使正常的房源减少。Airbnb则回应称已经制止了这类转租问题，而且称相比租房市场上的220万个房源，这类转租的影响很小。
这听起来还算合理，但并非完全令人信服。220万个房源听起来很多，但根据纽约市最近的调查，其中只有6.8万个是空房。更微妙的是，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布鲁克林高档住宅区租了一套两居室公寓，他把其中一居出租出去就能抵上自己的全部租金。他还有一个朋友，在某高档住宅区租了一个四居室公寓，然后转手租掉了其中三居。
上述这些行为令许多住宅退出了正常的租房市场，同时令高档住宅区不断上涨的租金变得“可以承受”。还有洛杉矶的房东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她表示Airbnb并未真正制止这类转租问题，有一些专业的“房虫”，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自己扮成普通租客。
毫无疑问，Airbnb正在加速纽约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工薪阶层社区的解体，尽管面临扰乱租房市场的质疑，它却获得了不少年轻人和背包游客的欢迎。
Airbnb希望人们把它视作一个社区，而非仅仅是一个商业生态。Airbnb的社区负责人道格拉斯・阿特金（DouglasAtkin）曾写过一本书，把苹果这样的品牌比作其拥趸的宗教，主要目的已经从利润驱动的商业行为，转变为创造一个有强烈归属感的组织。但如果Airbnb志在如此，果真能够实现某种社区主义，还是化身一个进一步赚钱的工具，目前还很难说。
打车软件是把双刃剑
在波兹曼和罗杰斯关于“协同消费”的文章问世3年后，纽约大学教授阿伦・桑德拉拉贾（ArunSundararajan）撰文称，“协同消费”模式已经在“汽车分享”领域超越了自有车队模式的Zipcar。
Uber目前被认为是“汽车分享”领域的霸主，而且非常善于“上头条”。比如在去年11月的一场纽约晚宴上，Uber的一位副总裁对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的总编辑本・史密斯（BenSmith）说，Uber应该拿出100万美元，雇用研究人员去挖记者私生活的“黑材料”。他针对的是那些写文章批评Uber的记者。如此大嘴巴的副总最终令Uber陷入一场公关危机。在法国，Uber在做推广时被指搞色情应用。
尽管面对种种非议，但并未影响特拉维斯・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尼克（TravisKalanick）作为一个成功的硅谷创业者的形象。根据圈内传说，2009年他在巴黎的一个雪夜与合伙人一起创办了Uber。Uber做的是O2O（线上到线下）平台，将有需求的乘客通过智能设备和有闲暇的私家车车主撮合到一起。
Uber起初做的是高端专车服务。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尼克在早年的一次聚会上如此描述：“按下按钮，车就出现。”在发展过程中，Uber很快遭遇了其他“汽车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低成本竞争，随后也开始做普通汽车服务。Uber如今已经在超过200座城市拥有数十万注册司机。
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尼克也不改“大炮”本色，近日豪言其他类似的服务商并非Uber的最大竞争对手，因为Uber最终将会成为汽车厂商的直接竞争对手，“我们的目标是让汽车被最大程度地利用，对多数人来说，这比自己买一辆车便宜多了”。
但司机们对Uber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由于要面对私家车主的竞争，传统的的士司机在美国和欧洲的多个城市发起了示威游行，其中尤以巴黎的的士司机表现激烈，不时发生暴力事件。
即便是Uber的注册司机也有诸多不满。有一些美国私家车主反映，一周干60小时的全职司机扣除各项开支后的时薪仅为12美元左右，大致相当于美国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Uber为了招揽生意还在削减资费。但在纽约，由于所有司机必须得到的士和豪华轿车委员会的认证，并且揽客的车必须是的士或者是汽车租赁公司的车，因此不存在私家车主揽私活的现象。几乎每位司机都爱Uber，因为它给许多顾客带来了方便。
Uber司机还对乘客打分制度颇有微词。如果一个司机的评分不够高，可能会被Uber“停工”。碰到挑三拣四的乘客，司机随时可能丧失五星评级，更糟糕的是，司机却没有申诉机制。而且如果车太旧的话，也有可能被Uber“停工”。
今年早些时候，Uber雇用了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前任经理大卫・普鲁夫（DavidPlouffe）掌管其公关、战略和游说部门。克拉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布尼克把普鲁夫称为Uber的完美人选，因为“在‘汽车分享’领域，每天都在竞选”。
科技乌托邦？
当今世界的“分享经济”，亦可被视作理乍得・巴布鲁克（Richard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Cameron）20年前提出的“加州意识形态”的更新版。这是一种全新的信念，源自旧金山的文化波希米亚主义和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奇异融合。“加州意识形态，”他们宣称，“混合了放任自流的嬉皮士精神和实干创业的雅皮士热情”，两者被一种共同的理念结合起来，许诺了一个“时尚且富裕”的未来。
对于巴布鲁克和卡梅伦来说，这一科技乌托邦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婴儿潮”的产物，根植于20世纪70年代，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右翼自由至上主义。不过如今这个最新版本的“加州意识形态”，已经不像互联网泡沫时期那样充满乌托邦色彩：20世纪90年代，科技被寄望于使工作变得有意义、结束经济衰退，以及增进人类的相互理解；如今，科技以一种伤害传统的士司机的方式，让你更容易打到车。这或许会让你感到时尚，但这只会让少数人变得富裕。
当然，“分享”领域的企业家心中并非完全没有乌托邦，切斯基有关Airbnb的豪言壮语可见一斑。但尽管有绿色社区主义这样的呼吁，如今的“分享经济”相比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前辈总是差了点神韵。这可能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工作并不难找，工资持续上涨，所以到处弥漫着乐观情绪。
可如今，尽管美国政府宣称的经济复苏已经持续5年，“分享经济”带给某些人群的只有灰暗：的士司机面对着收入下降的前景，有一间空卧室的人们，需要为自己找个陌生室友弥补收入不足。
如今的“分享经济”是贪婪的资本家以慷慨之名，冠冕堂皇地将后危机时代人们的绝望货币化的良机，并制造出一种人们通过网络结成社区的幻象。
所以不难理解，人们需要出租卧室补贴家用，还有人不得不在“跑腿外包”网站上出卖劳力。其中一个例子是创建于2008年危机期间的TaskRabbit，旨在把有“跑腿”需求的人，通过其平台与有闲暇想打杂的人匹配起来。
关于TaskRabbit，网上有一段介绍很有趣：“2008年2月，波士顿的一个寒夜。比斯屈发现她的拉布拉多已没狗粮。她想了想，‘要是我能在网上联系到我的邻居那就好了，说不定现在正好有谁在商店里，那他就能帮到我了’。”感谢TaskRabbit，通过它，比斯屈可能就能找到愿意大冷天出门帮她买狗粮的“邻居”，尽管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位“邻居”了。
许多在TaskRabbit上接任务的人，在2008年前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根据去年的统计，其中70%是大学毕业生，5%有博士学位。如今他们都在城镇里各自跑着腿。提供类似服务的还有亚马逊的MechanicalTurk，它使人能够在线竞标创意性工作，例如设计图表或者检查代码。但问题是，许多找人干活的公司不用对他们负任何责任，并且还能轻而易举地拒收他们的劳动成果。
如今的“分享经济”，好比是古典自由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回应：个人主义和市场驱动。它把所有人视作微型企业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保护自己。它试图在后衰退时代找到机遇。剧本卖不出去怎么办？周末开车去接客！还在读书付不起房租怎么办？租个两居室公寓再转租一居。
